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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门口的名人雕像

     “你有什么问题想与我说说?”“我嗓子说不出来,要说的都写在纸上。”说着,来自高二(四)班的女生陈同学恭敬地递给我一张“谏言”清单,三条意见和建议写得条理分明。我一一作答、表态,她和在场的同学们纷纷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担任省级示范高中的校长七年来,我坚持每周四至少与六位学生代表开师生茶歇会(之前为师生午餐会)。每当此时,我就会在校长办公室里摆上饼干、酸奶、水果等点心,迎接学生代表,聆听学生们畅谈他们对学校管理的意见、建议。大家一边品尝点心,一边聊着平时在学习和生活中发现的问题,以及他们自己的看法与解决办法。

     我清楚记得,在那次茶歇会上,我为学生们解答了二十多个问题,还承诺他们减少高三年级的作业量、给学生更多自主复习时间等事项。

     谁知茶歇会后,陈同学尾随我来到了食堂。原来,她还有问题要跟我单独讨论。她很困惑,学校大门口的屈原雕像为什么换成了董必武铜像?“怎么说换就换了呢?我们都不知道!”她说。

     我一时语塞,心想,这事好像与学生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一定需要学生的同意才能做呢?这一连串的思考,使我迟疑了约莫半分钟。回过神来,我将她带回到校长办公室坐下,给她讲述换名人雕像的缘由。

     董必武老先生与我校前辈教师余祖言是麻城老乡,且董老曾为余祖言在麻城任校长时的小学教员。辛亥革命期间,二人先后投身革命,分别为湖北军政府的理财部秘书和总监察秘书。因此,这对忘年之交又添了一份战友之谊。南北和成,余祖言出任河南安抚使政务官(即民政厅长)。1913年,他因反袁世凯而与同为辛亥义士的族弟余远声一起避祸宜昌,任教于彝陵中学(彼时的宜昌市第一中学)。董必武也因遭到黎元洪的排挤,于1913年2月被调离武汉,派到宜昌任宜昌川盐局协理(相当于副局长),两人再度相逢。虽然董必武住在城西,余祖言住在城东,二人还是经常在一起彻夜长谈,既为个人的出路慨叹,更为祖国的前途深深地担忧。此段时间,他们在宜昌特别是在宜昌第一中学的校园内,留下许多难忘的故事。我们在雕像底座背立面镌刻的余祖言所写的《送董必武入蜀》的诗句的落款“1913年秋于墨池侧彝陵中学”就是物证之一。

     “我校的文化建设怎么能缺少以董老为核心的一段历史或素材呢?”说着,我推荐她到学校的图书馆去读读《董必武与余祖言交往二三事》一文,该文由董必武研究会相关研究人员撰写并藏于“董必武纪念馆”,董老的儿子董良羽先生参加我校董必武雕像揭幕仪式的时候还特意提到此文,文章中清楚地记载着董必武与彝陵中学(现宜昌市第一中学)之间的感人故事。

     那天,我还和她兴致勃勃地聊起了我们应当具备怎样的公民意识、参与精神、公共关怀等话题,一种被尊重的感动一直写在她的脸上。

     在第二天的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我动情地讲述了这个故事,并要求各班班主任在当天晚自习以前,将屈原雕像由学校大门口请到科教馆前面的小广场,换之以董必武老先生铜像的缘由转告给全体学生。学校的校长和教师有关公共事务的每一个决策与决定,学生有权知晓缘由,这也是“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应有之义。(作者:付全新,系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校长)

     注:本文发表于 《中国教育报》2016年2月24日第8版

     相关链接:http://news.jyb.cn/Theory/xzjt/201602/t20160225_6529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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